闲话“制度决定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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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话“制度决定论”

帖子 由 耶雪 于 周六 七月 30, 2011 10:01 am

闲话“制度决定论”



“制度决定论”和“文化决定论”是在互联网上争论很多的一个话题,也似乎是一个不会过时的话题。双方常常言辞激烈,却谁都不能说服对方。我不简单的支持任何一种“决定论”,道理很简单,因为文化和制度(其实主要指政治制度)是互为影响的。至于是先有制度,还是先有文化,究竟是制度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制度,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《〈月亮河〉、传统、自由及良知》一文中曾说过:“我很疑惑,是否有必要争论出个高低、长短,退一步说,普通人是否有必要去讨论这个问题。”我始终认为,对于普通人来讲,我们只要知道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就可以了。



其实,文化和制度,在广义上是互相包含的,比如文化就是指:一个群体(可以是国家、也可以是民族、企业、家庭)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、理念、行为、风俗、习惯、代表人物,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。传统意义上所说的,一个人有或者没有文化,是指他所受到的教育程度。后者是狭义的解释,前者是广义的解释。(《百度百科·文化》)



而制度是指: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,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、礼俗等规范或一定的规格。……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。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。制度包括: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,法律,法规等。(《百度百科·制度》)



因而在广义上,人们很难区分制度与文化的差异。也就是说,在这个层面上讨论“制度决定论”还是“文化决定论”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或许从广义上讲,你很难区分这两个“决定论”的差别,它们几乎就是同一个话题的不同说法。



从我对人们在讨论“文化决定论”的时候的言论观察,感觉大多数时候都是广义概念上的。狭义概念上的也许叫“素质论”更合适,不过“素质论”并没有多大市场,所以在此不谈。而人们在讨论“制度决定论”时却往往是狭义概念上的。更准确地说,“制度决定论”的制度专指政治制度(应该属于诺斯所说的正式制度),而排除了道德、习俗等(诺斯所说的非正式制度)因素。当然这,以及我后面的观点,都只是我对这类讨论观察后的一个感性认识和大致看法,或有偏颇。



由于“制度决定论”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, 使它成为一种片面和机械的论断。我在《极权之下的日常生活》一文中说过:“制度决定论的陷阱就在于:它否定了个人抗争的意义,反而为人们提供了同流合污的借口。因为,既是制度决定一切,那我个人努力有什么意义呢?”



比如,“制度决定论”者常说,恶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,坏人更坏。那么这其实就是在说:在恶的制度下,随着时间推移,坏人会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恶。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恶的坏人只能令制度越来越恶,并不可能向好。如此往复,直到坏人多到致使社会发生变化——崩溃——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恶制度的历史必然”。



“制度决定论”者还认为制度决定文化,因而在一个恶的制度下,人从出生到成长的整个过程中都被烙上了这个恶制度的印记,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也只能是恶制度式的。这就是说,即使一个恶制度崩溃了,整个社会上仍然充斥着坏人,人们仍以恶制度的思维方式思想,以恶制度的行动准则行动。如此这般,合乎逻辑的结果是,在一个恶制度崩溃后,人们仍然只能建立一个新的恶制度,甚至更恶的制度。不幸的是,这似乎被中国历史证明——专制统治两千多年不变,有的只是朝代更迭。



于是,按照“制度决定论”者的观点,人们不难得出:既然制度决定一切,那么,个人的任何有益行动就毫无意义,而人又是趋利避害的,因此同流合污就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行动。由此可以得出,******,甚至一切犯罪都是合乎道理的,都是由于制度、环境所影响导致的必然结果。事实上,许多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。比如,在批判***泛滥、贪官和贪腐事件,以及日趋严重的毒食品危害时,就常有人很深刻地说“根子在制度”,甚至指责批评者是“柿子只拣软的捏”,并宣称“换了你我一样贪”“为了生存只能这样”……因而在这些人意识中,道德、良知、荣誉、尊严,以及个人反思和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,利益才是唯一有价值的。



然而,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,以偏见和极端思维对社会进行分析、研究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。



其实,这种“制度决定论”忽视了人的因素,把人看作没有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,就像一架大机器上的零件一样——这应该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思维。然而,极权统治的特点就是把人变成一个个没有思想的“螺丝钉”。在我看来,这种观点不过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注脚而已,而现在很多人把它奉为真理则不过是统治者成功的反向宣传的结果——人被变成了犬儒。



当然,“制度决定论”者并不都是悲观的,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陷入对这种必然结果的困惑和忧虑之中,但许多人却是一方面寄希望于历史的必然——所以当出现一些群体事件时,往往会令他们欢欣鼓舞,说什么“其实是好事”之类的话,而事件中的无辜者对于他们来讲,那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代价;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外力——确切的说是所谓的“美国解放军”——的干预。



总之,许多“制度决定论”者似乎就是在等待,其对制度的深刻批判其实是内心犬儒主义的华丽外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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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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