尹保云教授谈马克思主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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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保云教授谈马克思主义

帖子 由 geyimin 于 周二 八月 09, 2011 7:25 am

尹保云教授谈马克思主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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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:我觉得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无疑是很伟大的,但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真理从而不容置疑,无疑是荒谬的。现在能否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评价?


尹老师:我以前主编过一本书叫做《走出困境: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》(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2006年),其中的第一章是我写的,对马克思的思想特点作了总结。马克思的理论受黑格尔影响较大,但他对黑格尔思想的判断与西方主流学术恰好相反:西方主流认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没有很大问题,辩证法却是没什么价值的前科学的东西。马克思的看法恰好相反。对于一些社会问题,由于受到时代局限,马克思看得也不是很全面。比如对民主的看法,他看到的只是当时大英式的民主,确实是资产阶级、有产者在搞,非常不成熟,但马克思没有看到民主的趋势是慢慢地变好。还有,马克思也没有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限度。就民主而言,他认为每个人都要直接参与才是民主。但在一个大的人口范围里,这种民主是不可能的。即便是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,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。现在的国家动辄几千万人,怎么可能全部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呢?马克思设想了“自由人的联合体”方案,但是,这些联合体怎么组成?组成之后各个联合体之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?等等,对这些问题他都没有认真想过。马克思也没深入考虑过私有制的问题。私有制的确有不好的方面,但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?公有是不是同样要加强一些人的权利,使一些人剥夺另一些人,压迫另一些人,命令另一些人呢?他和恩格斯把国有化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,国有化会不会导致官僚把整个国家的资产据为私有?等等,对于这些问题他想得都不是很深入。


我还指出,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,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落后。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想化与这些国家的传统社会观念一致,对上了自己的胃口。就中国来说,马克思强调平等和暴力革命,对上了我们自己古已有之的平均主义和造反文化。中国的社会是散沙型的,中间结构不稳固,民众一起来就会直接针对中央的权力,民众高喊平等口号夺权,容易成功,但不会带来社会变化。这就是中国的历史。当然,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也跟苏联的“示范”和日本侵略的环境有很大关系。虽然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口号对上了落后国家的文化口味,但他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绝不是苏联模式那种状况,也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那种状态。***时代搞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学习苏联,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。它很像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描述的样子,国家权力至高无上,安排人们日常生活甚至婚姻。马克思绝对没有这样的观点。



记者:作为一个学者,马克思忽略了某些问题,或者对未来的预期出现偏差,这都可以理解,但他为什么推崇暴力革命?从历史上来看,暴力革命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有限的。



尹老师: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是有定论的,认为它没有超过黑格尔。伯恩斯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:马克思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陷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,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双方斗争的原理以及肯定-否定-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,提出了原始社会-剥削社会(阶级社会)-共产主义的人类道路。马克思一直强调暴力,就是因为他的辩证法需要质变阶段,暴力革命就是质变阶段,不通过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质变(革命),就不可能发生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,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。



这就是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毒害。不过,黑格尔说的辩证法运动是单纯的精神运动。举个简单的例子:我脑子里有个“精神”(一张桌子的构思),接着做了一张桌子,这就是精神的“物化”(桌子也还是精神);然后我又对这个桌子不满意了,这就产生了矛盾对立了;把它砸碎(质变),重新做一张桌子(新事物产生,也还是精神的变化或物化)。这就是黑格尔的精神内部的矛盾运动过程。这种辩证法游戏用来解释单纯的思维运动问题也不是很大,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就糟糕了。马克思没有看到,在几千年的历史上,下层通过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,建立的还是一个同样的政权模式,无非是换了一班人而已。马克思没有看到,历史转换从来是前面的精英转化为后面的精英,比如原始部落首领转化为奴隶主,奴隶主转化为地主,地主官僚转化为资本家,等等。从来不是由矛盾对立面来搞革命性消灭,下层革命只能起到翻烧饼作用。马克思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对人类的历史、人性等好多问题没有很深入的思索,而陶醉于他的黑格尔式的阶级斗争逻辑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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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马克思胡乱创新和唯物主义的批评:
尹保云:……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局限。比如,他对什么是自由、什么是民主,以及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民主等问题并没有想清楚;共产主义的设想倒是诱人,但他没有看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差距,不知道有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。有鉴于此,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奠定好理论功底时就急于去分析现实问题、提设想和方案。这没有意义,甚至害人。对于学生来说是这样,对于学者来说更是这样。

……创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,为创新而创新的东西,只能是学术垃圾,用来指导实践更是遗祸无穷。黑格尔说精神决定世界历史的进步,他说的“精神”包括人类的知识、艺术、道德、技术等等。他论证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是由“精神”进步所决定,“物质”(进步)只能是“精神”(进步)的产物。这本来是正确的、妇孺可知的道理,但是你不懂黑格尔的哲学,硬是要去创新,发明一套物质第一性、存在第一性的道理,岂不是误导人们思维?……

对马克思思想的价值的评论:


记者:您觉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,对我们的现代化问题还有哪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?


尹老师:我觉得有很多。不能说马克思的理论有问题就证明它没有意义。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不是他对社会的预测,而在于他敏锐地提出了一些问题,比如人类的压迫问题、殖民主义不平等的问题、民主的不完善问题、人的自由发展问题、官僚体制的异化,等等。提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比解决问题还有价值,这也是马克思遗产的意义所在。还有,马克思还是属于启蒙思想的一支,他强调自由、公正和平等等一些价值,他提出要克服各种异化现象,张扬人性发展,等等,这些是不会过时的。马克思对世界文明传播逻辑的把握也比较准确。他指出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先进国家,没有别的道路,只有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生产方式和制度文明。这个思想对我国现代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
记者:在如何与发达国家打交道方面,我们应该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,超越了马克思的时代。除了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典章制度、社会运作模式以外,有没有更积极的合作模式?


尹老师:国际合作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问题,不是我们这门课和研究的重点。我们的课主要是讲制度、文化观念和经济的变化,是研究内部机制的。后边的几章讲依附论的时候,会谈到国际结构主义。依附论认为世界上的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构成一个贸易体系,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出卖高端技术产品,比如飞机、精密机械、其他高技术产品等,这些高技术产品定价很高;而发展中国家向中心国家卖的是农矿产品,或者一些低端工业品,比如粗钢、机器的机壳、电脑机箱、服装等等,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低。这样,落后国家就受到剥削,就发展不起来,因为高科技产品的附加值高,而低端工业品和农矿产品的附加值低,导致边缘国家积累剩余价值困难。边缘国家赚不到钱就没有办法提高工人工资,也无法增加教育或研发的投资,这样就会长期处在一种落后的状态。


但问题是国际结构中有很强的相互依存性。中国脱离美国不行,美国脱离中国也不行。美国要中国买他们的飞机,没有美国我们就买不到好飞机,没有中国他们也买不到便宜的服装,这就是相互的依存关系。


记者:这种观点是不是表明一个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,需要一些欠发达国家来维持它的利益?


尹老师:左派依附论就是这么说的,客观上也大致是这么回事。在依附论新左派学者看来,西方国家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,好像是大脑,落后国家是给大脑提供营养的肚子,没有肚子大脑也就饿死了;如果没有其它国家的支持,美国也不会在金融、科技上一直保持领先地位;美国把技术控制了,把很多利润也拿走了,其它国家的技术发展就要长期处在一个不发达的阶段。但是,这种理论已经遭到了很多的反驳,我也不赞成这种理论。在这个机构中,落后国家有机会改变命运。比如日本、韩国、台湾就是慢慢地发展起来了。它们的技术在不断地升级。日本的电脑、电视、汽车在美国市场上可以和美国直接竞争,实际上已经把美国打败了;韩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或者高技术产品的进步也比较快,它的半导体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占世界市场的40%,电视也把日本打败了。当然,跟美国的整体实力比,它们还是有差距,但跟东南亚的泰国、马来西亚,拉丁美洲的巴西、阿根廷这些国家比,它们就进步得特别迅猛。日本、韩国、台湾提供的国际关系经验就是依附最先进的国家,认真向先进学习,利用依附关系而缩小差距。至于中国大陆如何突破目前的瓶颈,形成与日本、韩国代表的“东亚模式”汇合,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。无论怎样,脱离发达国家而搞孤立的发展是绝对没有希望的。


采访记者:郭九苓
采访时间:201142日,上午9001200
录音整理:安胺
文字编辑:申超,王玉彬,郭九苓,尹保云
定稿时间:2011531日,经尹保云老师审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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