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中山曾经加入洪门被封为“洪棍” 促进会党革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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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曾经加入洪门被封为“洪棍” 促进会党革命

帖子 由 geyimin 于 周三 八月 10, 2011 1:53 am

孙中山曾经加入洪门被封为“洪棍” 促进会党革命


社会心态是社会群体中,具有一定广泛性、共同性的个体心态的总和。辛亥时期,革命党人逐步成为领导阶级,试图将会党的自发斗争引入民主革命的轨道。会党的社会心态开始注入新的因素,呈现出新的景象。
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
到清末,处于自发反抗状态的会党逐渐意识到组织涣散、旗帜陈旧等缺点,产生沮丧、无助等失衡情绪,需要寻找新的力量。当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时,会党的目光一下被吸引住了。会党的部分激进分子更是走在了前头。


早在光绪十一年(1885),广东会党头目郑士良与孙中山畅谈革命,士良“一闻而悦服”,对孙中山表示:“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,但我近来想,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,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。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,便跟着你来了。”反映了会党心态变化的萌芽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底,长江哥老会、广东三合会受兴中会之邀,到香港共同结成兴汉会,“定纲领三则”,公推孙中山为会长,表现出寻求与革命党人合作、寻求新思想的心态。
此后,会党先进人士更意识到,“专靠袍哥不能成大事”,会党像一盘散沙,比起同盟会来“相差太远”。在革命党人“与会党为伍”的积极运动下,部分会党表示服从领导,接受革命党人到会党中成为“白扇”,甚至“龙头之龙头”。辛亥时期,许多革命党人入过会党。孙中山被奉为兴汉会的会长,后又入洪门,封为“洪棍”。陈少白在香港入三点会,封为“纸扇”。林述唐、黄克强等在两湖入哥老会,封为“龙头”。陶成章、张恭、秋瑾等在浙江入龙华会,后组建光复会,成为领导核心。春秋中文社区http://bbs.cqzg.cn
首肯、接纳、服膺革命党人的心态,促进了会党行为的改变。后人说三合、哥老等会党,“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,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,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”。虽不无夸张,也确有其情。
联合起来共同革命,受到会众的欢迎
会党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,奉行小团体主义,以致山堂林立,各不相属,常“界若鸿沟,淡如秦越,视如仇雠”。会党先进分子欲改变现状,感到了加强联合的迫切性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兴中会毕永年到两湖“晤各会党豪客,并湘鄂间志士,周旋之下,莫不倾结”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共进会成立时,会众解释说:“这共字,就是合我们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的意思”,还说要将全国会党都联合起来,共同去做一番大事业。共进会成立后,两湖会党统一于“中华山”名号下。南方各省绝大部分会党,“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”。
作为下层社会的互助群体,会党崇信人多力量大,“常常夸口,全省码头有好多好多,哥弟伙有好多好多”,具有朴素的联合心态。但辛亥时期会党联合心态的骤然壮大,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革命派的运动有很大关系。革命派的纲领可以打破会党的地域藩篱,将其目标归结到统一的旗帜下。会党的归属感和社会成就感大大增强,联合更为紧密。辛亥前夕,湖南、四川、陕西会党,在各省内都已基本上联成一体。
民主共和得到会党先进分子的认可
革命派联络会党时,“时以民族主义、国民主义多方指导”,力争政治上的指导地位。刘道一回国策动萍浏醴起义时,就向会党宣讲不是古代的英雄革命,而是国民革命,要“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,而非为个人争帝争王”。陶成章将革命书籍运到浙江内地,使会党“受其感化,益奋发鼓舞”。会党“渐浸染民族、民权两种思想”,开始出现认可民主共和的心态。
会党也在表面上接受民主革命的纲领。兴汉会成立时所定纲领三则,可能就是兴中会的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创立合众政府”。会党先进分子甚至对民主共和的思想有了认识。王和顺原是三合会头目,专倡“反清复明”。后来通过与孙中山交往,“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,未足以强国,必兼树国民主义,以自由、平等、博爱为根本”。会党出身的王和顺,开始具有较明确的民主共和思想。
客观地看辛亥时期会党社会心态的驳杂
会党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运动,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起义,会党几乎是“无役不从”。但对会党心态变化的作用,也不能估计过高。
首先,只有极少数会党精英出现新心态的萌芽,一般会众的心态变化则很少。佘英参加民主革命,徒众却认为他造反是要“当皇帝”,呼为“佘大王”。辛亥革命后,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,大批洪江会徒招摇过市,说是“吾洪家天下矣”。陕西也以为“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”。孙中山曾感慨会党“内部组织仍为专制,阶级甚严,于共和原理、民权主义,皆概乎未有所闻”。《共进会宣言书》也痛惜会众缺乏觉悟,“多半去赌博,或是去抢劫”,呼吁“增进我们哥弟的知识”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这一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。
其次,会党心态驳杂。反清复明、专崇义气、劫富济贫、争权夺利、雇佣投机等传统心态,与新的内容交织纠结在一起。这既有会党成员极其复杂的原因,也有近代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在内。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也参差不齐,有的积极参加,有的却成了镇压革命的帮凶。


第三,会党心态具有不稳定性。会党新的心态大部分停留在心理层面上,没能付诸实践,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。自称“及从孙文先生游,获闻大义,民族主义、国民主义昭然心目”的会党首领梁兰泉,后来却想侵吞革命经费,甚至扬言派人行刺孙中山。广东民军统领石锦泉曾支持革命,辛亥后却***军款,并持炸弹进入都督府逼饷。四川会党加入同志军,又大肆屠杀革命党人。这说明会党虽然参加了民主革命,但共和思想远未能扎根、开花、结果。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会党,后来转向革命的对立面,一定程度上就是其社会心态的不稳定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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